嘉庆四十三年，秋。

秋风把江南的稻田吹得一片金红，沈砚攥着那叠刚从漕运司库房里翻出来的旧文书，指尖微微泛白。

文书边角已经被虫蛀出细碎的孔洞，封面上用褪色的墨笔写着“嘉靖二十三年，沈安运粮事略”——那是他父亲的名字，也是压在他心头十几年的一块石头。

陆淮早早就替他收拾好了行囊，没有带多余的官服，只塞了两件家常的粗布长衫，还有一坛从淮安老巷里打来的陈酒。

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
他说的时候，指尖轻轻按在沈砚攥得发紧的手背上，“老人家当年为漕河走了一辈子，今天该有人告诉他，他没白熬。”

沈砚的老家在苏州府吴江县的一个小村子，紧挨着漕河的一条支流。

两人弃了官船，换了一叶小舢板顺着水网往深处走，两岸的稻穗垂到水面上，风里全是新米的香气。

沿途的漕道比沈砚记忆里宽了不少，岸边新栽的柳树已经长到半人高，几个光着脚的孩童在新修的石码头上追跑，看见船上的人也不害怕，挥着手里的莲蓬笑。

“以前这里哪有这么太平。”沈砚望着岸边，声音轻得像落在水面上的杨花。

“我爹当年就是从这个码头出发，运着一船漕粮北上，走到山东段的时候遇上了大旱，闸河堵了半个月，船上的粮食被沿途的胥吏层层盘剥，最后连给运军填肚子的口粮都没剩下。他自己硬撑着把空船开回南边，没等到家就死在半路上，连一口新米都没吃上。”

陆淮没说话，只是伸手把他的肩膀往自己这边带了带。